春秋非礼崩乐坏而是以礼为中心的时代

  人们常以“礼崩乐坏”为春秋时期的特征，并视之为混乱、动荡的时代。然而也有部分学者觉得，这一时期的礼制依然受到大家的重视与关注，还可以称为“以礼为中心的时代”。那么，哪一种说法更具合理性？

  人们之所以认为春秋时期是“礼崩乐坏”的时代，主要着眼于诸侯和卿大夫对礼的僭越。孔子曾对春秋时期统治秩序的扭曲和错位做过描述：“天下有道，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；天下无道，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；自诸侯出，盖十世希不失矣；自大夫出，五世希不失矣；陪臣执国命，三世希不失矣。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孟子对春秋时期僭越行为的批评更为严厉，其谓“世衰道微，邪说暴行有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，对于春秋时期的战争，也一概予以否定。

  对春秋统治秩序倒错的概括最全面的是司马迁，他在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中称：“《春秋》之中，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，皆失其本已。故《易》曰：‘失之豪厘，差以千里。’故曰‘臣弑君，子弑父，非一旦一夕之故也，其渐久矣’。”太史公不仅列出弑君、亡国之数，而且指出其原因主要在于“皆失其本”，这个“本”被认为就是礼乐，后人因此得出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结论。

  也有学者并非着眼春秋与西周的差异，而是将其与战国时期对比，指出春秋仍有重视礼乐的一面。如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中专列“周末风俗”一条：“春秋时，犹尊礼重信，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。春秋时，犹宗周王，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。春秋时，犹严祭祀，重聘享，而七国则无其事矣。春秋时，犹论宗姓氏族，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。”他注意到，春秋时期虽然出现权力下移、政治动荡的现象，但礼并没有因此退出历史舞台，相反依然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。

  顾炎武对春秋风俗的评论，同样为学者所重视。受顾炎武的影响，一些学者将春秋时期看作西周与战国的过渡阶段。钱穆说：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，一种原因是一个极混乱紧张的时期；但另一方面，则古代的贵族文化，实到春秋而发展到它的最高点。”晁福林等学者觉得，“春秋时期常被说成是‘礼崩乐坏’的时代。这大致是不错的。但是，这个叙述需要一个前提，那就是要把它限定在一段时间、一些范围之内”。毋庸置疑的是，以上看法有其合理之处。

  从文献记载来看，孔子虽然对春秋时期大夫的僭越行为深恶痛绝，予以激烈抨击，但并没有将整个春秋时期冠以“礼崩乐坏”的断语。《论语·阳货》确有“君子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”的说法，但这只是宰我对三年之丧可能会引起之结果的推测，而非对现实的陈述。汉人孔安国在《论语·微子》注释中真正提出了“礼崩乐坏”。《论语·微子》：“大师挚适齐，亚饭干适楚，三饭缭适蔡，四饭缺适秦，鼓方叔入于河，播鼗武入于汉，少师阳、击磬襄入于海。”孔安国注：“鲁哀公时，礼坏乐崩，乐人皆去。”事实上，从语境上看，孔安国注所谓的“礼坏乐崩”主要是指乐师四散，造成周王室的礼乐演奏难以为继，而非如后人所理解的政治秩序的崩坏。而且鲁哀公（公元前494—前468年在位）为《春秋》记载的十二公中的最后一位，其生活于春秋末期，孔安国的“礼坏乐崩”之批语，与其说是专指春秋时期，不如说是用来称呼鲁哀公及其之后的战国时期。此外，从历史上“礼崩乐坏”一语的使用状况来看，更多是指春秋以外的历史时期。如秦颁布挟书令到汉武帝元朔五年诏令复兴礼乐、魏正始到西晋永嘉年间、唐末军阀割据等，皆被史书称为“礼崩乐坏”时期，而用“礼崩乐坏”指称春秋时期的仅有上述孔安国注《论语》这一例。由此可见，中国历史上确实出现过礼崩乐坏，但并非单指代春秋时期，也未能概括春秋近三百年的历史特征。

  春秋时期，既有旧秩序崩溃的一面，亦有新秩序建立的一面。而所谓的新秩序，便是以礼为中心的霸权时代。徐复观以为，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……有个共同的理念，不仅范围了人生，而且也范围了宇宙，这即是礼”。礼观念骤然流行的时间，正是齐桓公霸政初起的年代。据颜世安对《左传》的统计，在鲁庄公十五年（前679）到鲁僖公三十二年（前628）的五十年间，即齐桓公霸政高潮时期，这期间谈论礼的次数骤然达到二十多次，这说明礼的存在与春秋霸政具有某种内在联系。

  以春秋霸主为中心的礼制政治秩序之所以能够建立，一方面，周王室虽然衰落，但“周德虽衰，天命未改”（《左传》宣公三年），祭天的权力依然被周天子垄断，齐桓、晋文等霸主不可能通过直接对接天命来获得政治的合法性；另一方面，北狄、荆楚的不断进逼又给中原华夏造成极大的威胁，故齐桓、晋文只能以“尊王攘夷”的口号号召诸侯，并通过会盟、朝聘等制度整合华夏诸国，重建政治、伦理秩序。这套政治、伦理秩序便是礼，礼才是春秋霸主合法性的根据。需要说明的是，会盟、朝聘在西周时已出现，但主要发生在周王和诸侯、卿士之间，并且存在所谓三年一朝、六年一会、十二年一盟的制度。会盟原是周王的特权，周王卿士可以代王会盟，但诸侯主持会盟则是绝对的僭越行为。到了春秋时期，霸主主持会盟已得到天子、诸侯的认可，获得合法地位。据《春秋》记载，当时霸主主持的会盟就有22次之多，而诸侯之间的朝聘更是频繁。这种由霸主主导、诸侯广泛参与的会盟、朝聘之礼，体现了新的政治、伦理精神。它不再是以传统的宗法等级为依据，而是靠政治、军事势力对外称霸，建立、维护一种新的统治秩序。“礼也者，小事大、大字（注：爱）小之谓。事大在共（注：通‘恭’）其时命，字小在恤其所无”（昭公三十年）。小国要服从大国，根据其命令提供义务；同时，大国也要爱护小国，给予相应的帮助。这是春秋时期礼的根本原则，也是春秋霸政得以建立的基础。

  依据这一原则，在长期的交往中，华夏诸国逐渐发展出和衷共济、扶危救困、惩治罪恶的相处之道。这一时期礼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：“凡诸侯救患、分灾、讨罪，礼也。”（僖公元年）在这一精神下，“分贫，振穷；长孤幼，养老疾；收介特（注：孤独者），救灾患；宥孤寡，赦罪戾”（昭公十四年）等具有人道精神的行为，均被视为“礼”而得到肯定和赞赏。

  可以看出，春秋时期的礼首先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行为原则，是一种“国际法”。但这并不代表礼与邦国、个人无关，相反，春秋时期的礼与之前王朝礼仪的根本不同，就在于礼的精神已渗透到国家治理与贵族个人修养之中，达到一种文明的自觉。“礼，经国家，定社禝，序民人，利后嗣者也”（隐公十一年），“礼，国之干也”（僖公十一年），“夫礼，所以整民也”（庄公二十三年），礼是国家的根本，是用来治国理政、教化民众的。而礼对政的指导作用，除了体现在“救患、分灾、讨罪”之外，对威仪的强调也是一个重要方面。“有威而可畏谓之威，有仪而可象谓之仪。君有君之威仪，其臣畏而爱之……臣有臣之威仪，其下畏而爱之，故能守其官职，保族宜家。”由于“君臣、上下、父子、兄弟、内外、大小皆有威仪”（文公三十一年），人们各安其威仪，就可达到国家的治理。因此春秋时期的威仪虽然是从西周发展而来，但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，将贵族的个人修养与国家治理联系在一起，礼不仅是“国之干”，同样也是“人之干”。“礼，人之干也。无礼，无以立”（昭公七年），礼是人立身的根本，是立足于社会的条件，所谓“夫礼，死生存亡之体也”（定公十五年）。“礼，其人之急也乎！”（昭公二十五年）礼对于时代、个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
  因此，虽然传统上惯以“礼崩乐坏”为春秋的时代特征，然而追究起来，礼在春秋时期却是无处不在、无处不显，正如徐复观在《中国人性论史》中所说，某一些程度上，春秋是以礼为中心的人文世纪。